中国古代住居文化
来源:个人图书馆 转自 九天揽月
住居文化综述
中国宫室和民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传统宫室和民居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距今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原始人利用天然崖洞作为居住处所,那时还谈不上有民居存在。到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利用土穴、木架和草泥建起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后又逐步发展为地面上的房屋;而长江流域地区则出现了架离地面的干阑式建筑。夏朝时期,出现了建于高大夯土台上的宫室,其中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和等级制度。“天子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第十》)。从春秋到秦汉,宫室和民居进一步发展,形式不断变化,形成了质朴开放的早期风格。魏晋至南北朝时代的社会动荡造成国家分裂,佛教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寺院、塔、石窟等佛教建筑大量出现,来自印度及西域的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室的风格。到了唐代,这种文化的交融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在内容上不断加深,在宫室民居方面,形成了雍容华贵的盛唐风格。宋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宫室民居在功能上更注重与文化生活相适宜,在形象上趋向柔和绚丽。到了元、明、清时期,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以及日益增加的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步产生了以清代宫室民居为代表的晚期风格。此时宫室民居在形式上已趋向程式化,手法纯熟,繁缛细密。尽管每个时代居室的风格
不同,但是,它们的布局和造型,体现着伦理规范和等级观念。
居室的不同形态
一、 一、堂屋
中国古代的宫室以及民居大致一般向南,主体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
堂、室、房。前面正中一间为堂,堂后为室,室的两侧为房,分东房和西房。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办红白喜事的地方,一般不住人,江南一带的农村称之为“香火房”;城镇称之为厅。厅本是官署听事之所,而官署的厅原来也称堂,故古时官员审案时称之为“升堂”,因此厅堂时常相连称。此外堂有时还作为讲学之处,别称“讲堂”,民间俗称学校为学堂。先秦时候堂前有阶,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叫东序西序,堂后有墙与室房隔开,室与房各有户(即门)和堂相通。古书上所说的户,一般是指室的户,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窗口叫“牖”;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东房后部有侧阶,通往后庭。古人席地而坐,故堂上的座位以朝南的方向为尊,室内的座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室和房都是住人的。
二、楼
楼也就是重屋。《说文解字》里讲:楼,重屋也。先秦习俗里面重屋是不能住人的,此俗至今在一些农村还盛行。楼下住人,楼上堆放粮食杂物,因此先秦典籍中很少有“楼”字。楼房的出现较晚,大约在战国后期,到了汉代才盛行起来。中国古代的楼房一般多为二层,形成传统的固定形式,南方有些地方有竹楼,也是二层。
三、阁
阁原为阁板之意,为厨房贮藏食物的地方,汉代又指堂屋外的两个夹室,即东夹西夹。随着楼房的兴起,阁遂演变成供游息、远眺、供佛或藏书之用的建筑物。阁的平面为方形、长方形或多边形,一般四周设槅扇。《淮南子•主术训》:“高台层榭,接屋连阁。”至今仍著名的有北京颐和园的佛香阁、大同善化寺的普贤阁等佛阁;宁波天一阁、故宫文渊阁等藏书阁。此外古代俗称女子的卧房为“阁”,出嫁则为“出阁”。
四、厢
在汉代厢本指房屋东夹西夹前面的空间,阁与厢之间有门相通,后来泛指正房两边的房子,叫厢房,如东厢西厢。中华名著《西厢记》中秀才张生住的地方就是西厢房。
五、轩
轩是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陶潜《饮酒》诗:“啸傲东轩下。”杜甫《夏夜叹》诗:“开轩纳微凉。”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亦称轩,古时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称“临轩”。
六、舍
舍即房屋。古人谦称自己的家为“寒舍”、“敝舍”、“舍间”。
七、斋
斋一般指书房和学舍。古人喜在厅堂之旁,另辟一小室,作读书养心之居,故书房俗称“书斋”,此种习俗汉代还不多见,到晋代以后逐渐兴起。
八、寝
古代总称堂室为“寝”。《广雅》里讲:“寝,堂室也。”周代又有大寝、小寝之分。大寝即堂,又称“正寝”;小寝为室又称“内寝”。古俗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故古人称妻为“内人”,即源于此。与此相应的丧家讣文中,称男为寿终正寝,女为寿终内寝。现代寝一般指卧室。
九、室
中国古人把房屋的后半部分以及人员满聚的空间叫做室。(左传)里又叫做“窟室”。
十、房
《释名》里面讲:房有“防”的意思,房可以间隔里外,可以做卧室用。
十一、馆
古人把临时寄居的地方叫做“馆”,但馆又与“别居”的意义完全不尽相同。 十二、卷
古人称厅堂前面被拓展的空间为“卷”。
居室的地理环境
任何一种文化都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之中,并与环境密切相关。
不同的环境也给不同的文化带来了各自的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文化创造归根到底是对特定的自然条件的利用和改造,使自己适于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住所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人们为了避免风霜雨雪的侵袭,防止水患兽害,保护火种,御寒保暖,因而需要有住所。人类最早的住所是自然界中的山洞、树洞以及灌木丛等天然掩蔽处。我国距今60至25万年间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遗址,就是早期穴居的典型例子。远古先民对自然条件的简单利用,决定了后来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我国传统建筑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主要向着三个方向发展——
一、天然洞穴
由利用天然洞穴到开凿人工洞穴,这是直到今天在河南、山西和西北一些地区仍然可以普遍看到的窑洞建筑。这种窑洞建筑主要是利用黄土的直立性,在山坡上向水平纵深掏一个半圆形的洞穴。由于抗战时陕甘宁边区成为革(蟹)命根据地的中心,故当地的窑洞也闻名于世。人称这种建筑上山不见人,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
二、构木为巢
我国南方广泛分布的干栏式建筑,最早分布于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较为完整的发现。这种建筑形式是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龙骨)以承托楼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上边再立柱,架梁,盖顶,成为高于地面下部架空的房屋。干栏式建筑今天在居住于广西、贵州、云南、海南岛、台湾等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这种建筑便于通风、防兽、回避潮湿,与冬暖夏凉的北方窑洞一样,都是为了适应自然气候。
三、穴室房屋
穴居发展的土建筑和巢居发展的木建筑的结合便是我国最普遍的建筑形式——土木建筑。至今我们还习惯于把建筑工程统称为“大兴土木”或“土木工程”。这种土木建筑是我国人民因地取材——利用土与木并适应广大的温带环境的文化创造,在新石器时代已经非常普遍,遍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半地穴式的房屋,一种是完全地面上的房屋。这两种形式有时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如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半地穴式的方形房屋和圆形的地面房屋。其中半地穴式房屋,是在地面挖一浅穴,内部竖以立柱,用木柱编扎成壁体和两面坡式屋顶,上敷草泥或草。圆形房屋建于地面,室内也有较大柱子支撑屋顶,周围也是用木柱编扎成壁体。
居室的经济环境
原始农业阶段先民的居住采取冬窟夏庐的形式。《礼记》里有所谓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橹巢,说得就是民居受农业生产规律的影响。春夏两季人们主要在田野里活动,为了生产劳动的方便,于是便在田地边上用树枝、树叶、树皮、茅草结成简易的棚屋。今天的农民在夏季看守庄稼、瓜地的时候也还搭一个临时的“窝棚”。秋冬两季,人们把粮食收回营地,进入“猫冬”时期,为了保暖,营地便采用地穴或半地穴的土木建筑。这种按照季节交替移居的生活,加上受季节支配的其他活动,曾给我国农业文化的性格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和观念都受着生产和季节规律的支配。
农业社会的居住地同时还是生产基地。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家庭规模的男耕女织,男子的工作场所是在田野,妇女的工作场所是在家中,养蚕、纺线、织布都在居室之中。住居的院落则是家畜业的基地,居住地有猪(豕)才为“家”,猪圈、鸡窝、牲口厩都分布于院落内外。房前屋后还可以种菜,种树。
这种住居方式就是孟子所描述的农业社会理想国的蓝图。南方某些民族则把干栏式楼居的下层作为家畜场所,所以不需要院落。华北农村房屋有许多是平顶,房下还设有梯子,这是为了在房顶上晒粮食。原始共有观念下的原始民族,贮藏粮食的地点可与住居分离,但是私有制下的农民的全部收藏都在住居之中,因此传统的农民住居是小农经济结构的体现,城镇里的店堂手工作坊的前店后居形式也是家庭个体经济的产物。但是和自然环境的原因一样,经济活动也不能决定住居和建筑的所有文化形式,况且还有许多住居和建筑与经济活动并无多少关系,如城镇的一些民居殿堂、宗教园林等建筑。
居室的社会伦理
我国房屋的基本结构是一明两暗的一堂三间,这是一般平民住房规模。中堂位置最显,中央供奉祖先、神佛,壁悬中堂、对联,下设长几方桌,两旁设大座。这个房间是原始住居的大房子(公房子)或大房间的遗留,是家庭或家族公共事务(祭祖、议事、待客、举行各种仪式等)场所。如果是中等家庭,便在正房两侧和对面加盖厢房,中间的院子为广庭,成为典型的三合院或四合院,一个院落“合”成一个家庭。在南方一些地区,中庭则为“天井”所取代。
中国民间的这种四合建筑在商代遗址已有发现。我们前面列举的原始氏族的横排式大房子是随着家族的扩大一间一间横向连接而形成的。我国传统的大家族的扩展体现在房屋上,基本上是以四合院、三合院为基础,采取纵向横向连接两种形式,其中以纵向连接最为常见,于是便有了二进三进的院落。二进三进之内称“室”,多居女眷,故女眷多被称为“内人”、“室人”。妇女一般生活在二进院落以内,大门不出,二门不近。这样的建筑布局可伸可缩,非常适合于我国传统的家庭社会结构。由此扩展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如朝廷的宫殿实际就是一个纵向横向多层连接的大四合院——封建社会家天下的象征。
汉族地区的四合院三合院正房则是长者居住,其他小房间也都分配给已婚或待婚的儿孙们,女儿在家中则是待嫁。四合院布局之所以成为我们国家最普遍的居住结构,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布局方式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区别,最适合传统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家长一般居于堂屋右侧位置最尊,这是汉族以右为上的习惯。子女多住东西厢房,仆人则居下屋。湘西土家族正相反,父母居左边子女居右边;兄长居左边兄弟居右边。即使是北方普通人家,一家人睡在一个土炕上,也有次序的规定,男性家长睡炕头,其次是女性家长,以下依次排列,最末者在炕梢。炕头近炉灶,这是原始社会按火塘区分次序的遗风。 从家庭结构的次序规定扩展到社会,社会地位的高下在房屋建造上也有标志。唐代《营令缮规》规定:三品以上的官舍可造五间九架(梁),三品以下的官舍只许造五间七架(梁)。在传统的上栋下宇大屋顶房屋和木架构中,有一种斗拱的形式,即把若干方形小斗与若干方形的拱重叠装配,用于承托梁头、枋头,还用于外檐支撑出檐的重量。这本来是一种实用的工程形式,却被加以社会化的利用。他们以斗拱的层数表示建筑的等级,甚至只许宫殿寺庙和其他高级建筑才允许使用斗拱。另外除了建筑的布局规模、形式用料的规定,建筑物颜色还可反映等级。最明显的是黄色琉璃屋顶只许皇宫、庙宇使用;绿色琉璃屋顶供王侯使用,其他身份的人家只许用灰色瓦顶。
正因为住居和社会有如此密切的关联,住居建造本身也就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在传统社会中,每逢一家建房,全村或附近的亲友都来相助,主人以酒饭肉食招待他们,并不需要付工钱。这种习俗在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和广大汉族地区的农村普遍保留,即使不参加整个建筑工程,奠基屋梁和贺新房等活动也都要有村人和外村亲属赶来参加。一家建房往往是全村的大事,参加者要向主人送礼,主人盛情款待客人。大家还要举行各种仪式和娱乐庆祝活动,一家建房成为村人以及亲属间的一次综合的社会活动。
住居的风俗习惯
中国老百姓建房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间信仰的仪礼过程。建房造屋首先是确定方位看风水。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房屋的遗址大多已表现出方位观念,大部分房屋坐北朝南,这种方位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确定不移的基本方位。皇帝登基便称作“南面称帝”。相宅看风水是后来形成的系统化的信仰活动,它必定有一个原始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占卜。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独龙人,在建房之前要举行“占卜定址”的仪式,主人手握几粒谷种,放在火塘上烧热的石板上,谷粒受热炸动起来,若不蹦落地上便可在此建房。
汉族至迟在汉代文献中已记载了关于相宅的地理书。至于阴阳术士的活动当为更早。《汉书•艺文志》五行类有许慎注曰:“堪天道,舆地道。”后人以为风水书之祖。原书早已失传,内容不详。《汉书》中有《宫宅地形》二十卷,也失传,但可以确认为是讨论阳宅地理的书。隋代有《地形志》、《宅吉凶说》、《相宅图》等书也均未传下来。宋代以后风水思想大发展,此类的书越来越多。《清史•艺文志》共收相宅相墓书八十八种二百五十二卷之多。建国前农村建房时普遍盛行相看阴阳地形,因为风水关系到家道和子孙后代的命运。
奠基是一种普遍的仪式,即使在当代城市中也作为一种象征仪式保留下来。最初的奠基是用人来作牺牲。在黄河流域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在房屋、墙基和柱洞之下都发现了婴儿的墓葬。这种习俗在商代还有大量保留。商代在营造宫殿时,从奠基置础到安门最后落成都要用人或畜作牺牲进行祭祀,后世却普遍改用牲畜代替,现代习俗中仍然有所保留。陕北窑洞落成时有合龙口(窑洞中央砌入最后一块石头)的仪式,要用三种小动物的心脏(兔、鸡、野鸡)嵌入合龙石的小孔中。其他地区民房在上梁仪式中也有用一根红丝带拴的猪头作祭品的。
上梁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在有些地区其意义甚至超过落成仪式。如四川的上梁仪式,先由一位有声望的人站在墙上,口颂八言体祝词,工匠们便将硬币和粮食果品一起扔下去,然后在鞭炮声中把大梁架上去。梁中间贴一块红布。这天主人要大摆宴席,招待宾客和工匠、帮工。这种风俗极其普遍。
房屋建成之后居住的信仰还有许多。在我国传统信仰中,房屋的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神灵。土地的神灵、大梁的神灵已在建房过程中“出现”。房屋建成之后,中堂要供祖先神主牌位或“天地君亲师”牌位。最初在原始阶段,居住分生人和死人住地两部分,时间一长,墓地扩大,接近居住区,人们惧怕鬼魂回来,于是不得不迁居别处。有了这祖先神位,问题就解决了,鬼魂到家就住在这块木牌中,大家相安无事。
除中堂外,灶也有灶神。后来人们把灶神作为一家之祖,腊月二十三要举行“祭社”。对于灶神有各种说法,有的甚至说是炎帝。可见灶神在人们观念中的至尊。门有门神。最初为神茶郁垒,唐以后又有秦叔宝、尉迟敬德之说,其作用是镇鬼。古仪有五祀,《礼记•曲礼》里说天子祭五祀——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还有一种说法是:门、户、井、灶、中霤也。可见古代五祀基本上都与房屋有关,而且是大祭。后世流传下来的只有祭灶。
门槛还有有关信仰,忌踩在门槛上站立。祥林嫂给土地庙捐一条门槛,相信可以免灾。由上可见房屋的各个自然部分都寓于神灵。此外人们还人为地制作一些象征性部分,如房脊两端的脊兽。战国铜器上描绘的房屋脊上有鸟,汉代画像石、砖等文物上更为多见,至今河南新建民房上还要塑上一对鸟,可能与生殖信仰有关。正因为人们相信房屋内部都有神灵存在,所以房屋就远远不是土木之物,而是有生命有灵魂的,故它们和人死变鬼一样,老房子、废墟便经常闹鬼或闹狐仙。《聊斋志异》中收录了许多这样的传说。
房屋的被神化,使得房屋的建筑者也被神化。人们把房屋的起源归于传说中的有巢氏,甚至归于造人补天的创世大神女娲;把宫室之制归于华夏民族的先王——黄帝。历代能工巧匠则集体化身为家喻户晓的鲁班形象,鲁班仙师被作为建筑业的祖师。传统的中国人对居住的信仰带有浓厚的原始万物有灵观的色彩,当我们走进一所建筑时,就犹如进入了一个神话的世界。
住居的文化心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住居与人事、社会和世界息息相通,并且可以合为一体,人事、社会和整个世界可以反映在任何尺度的住居中。“家”(房子)可以代表“夫”,“室”(房间)可以代表“妻”,“家室”之合为“夫妻”。“室人”、“内人”的称呼都来源于住居。“高堂”(高高的堂屋)可以代表父母,“廷”(院子)可以代表中央政权。“宇”(屋子的边缘)、“宙”(出入于屋宇),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相吻合,从个人而家庭,从家庭而社会,从社会而天下,即所谓“夫妇、父子、君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总之中国的家庭社会原理都体现于其中。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也同样体现于住居之中。本来,住居是自然与人类隔绝的界限。西方的建筑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注重实体,把建筑本身孤立地来欣赏。金字塔、神庙、城堡、教堂,都是个体孤立的建筑,用石块把人与自然完全隔开。中国的建筑强调空间,注意和周围自然环境的联系。木构架的抬梁式建筑使这一特色得以充分发挥,通过镂空的窗门和外部自然沟通交流。典型的木构建筑几乎四面都是门窗,中国人通过这种内外的空间交流,可以将宇宙容于一室之内。“窗含吴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说的都是这种意思。颐和园里有个匾额,山色湖光共一楼,表达了人们希望通过一个楼,把所有景色尽收其中的境界。
中国民间从来都不是把生活中的建筑样式孤立出来作为艺术欣赏,因而中国的建筑也就未能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与此相应,中国的雕塑也不发达,因为雕塑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实体,也很难表达人与环境、神灵的有机联系。应该看到,人与自然和神灵的感应关系是观念上的,而不是实在的,这又是中华民族和欧洲民族在观念上的差别。西方民族的思想总是希求在实际上穷尽于无限,故有一种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精神。教堂的尖顶、苍穹顶、佛塔等等总是仿佛在向上探求天国的奥秘。近代科学中的火箭多么像尖顶房屋的延伸。中国人对于空间的关系总是表现在主观心灵上,“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凭观念可以达到任意的境界,因而天坛凭数米之高的圆台便可以与上天发生联系。
中国人的人生观也同样体现于建筑之中。住居的窗子帘子既可以相隔,又可以沟通交流伸缩自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是中国式的艺术感受,古典诗词里面大量运用这个意境。与外界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去欣赏,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也是中国人的人生观,或者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另一方面就是“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围观和幸灾乐祸。这种人生观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了一个目标完全投身其中,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进退有余,“穷”“达”自若。只要结一草庐,便可心远地偏与世隔绝。实际上这种隔绝与隔帘隔窗一样,并非完全隔绝,而是隔帘看人,隔窗看世,是用欣赏的与己无关的眼光看待污浊的世界,而不是投入其中去改造。
中国式建筑几乎没有个体的建筑,简单的民居也以中庭天井为中心合成一个组群。个体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宫廷、宗庙等权威式建筑也不孤立突出个体。西方的教堂的尖顶象征着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权威,美国国会大厦的高耸的苍穹顶象征着神圣尊严的法律。而中国至高无上的不是任何个体,而是整个系统,是神、人、自然的组合系统。因此权威的建筑更体现出整体组合的特点。另外,对称平衡是中国建筑的又一特点,也是中国观念的一大特点。商代的饕餮纹龙纹等纹样已表现出严格的对称。对称源于对偶,对偶的来源是阴阳观念。从这点出发才能明了为何我国传统建筑的间数为单数(似乎有失对称的原则)。实际上一明两暗的三间,中为阳两旁为阴,是阴阳两性结合的极为对称的形式,因此成为我国传统住居的基本格局。此外的一切格局都是这个基本格局的推衍。后来阴阳观念从民间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故这种对称布局在宫廷、宗庙建筑上的反映最为严格。
一左一右为崇文门、宣武门,与周王城三门制类似;天安门居中,两边分左祖右社。整个城市以纵轴分为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左右对称。这种对称平衡的布局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不偏不倚的观念的充分体现。中国建筑组群讲究曲折含蓄,民居院落也多设有照壁屏风,挡住人们的视线。园林亦多幽深委婉,连最为堂而皇之的宫殿面貌也要徐徐才能展现。北京故宫就好像是一个手卷画,以前门为序幕,天安门、午门为正场,以三大殿为高潮,以景山为尾声,起承转合,决非一目可以了然,一览可以无余。这是中国人内向含蓄的民族性格的体现。中原河南人建房切忌窗子高于门,老百姓说这是不知眉(楣)高眼低(不知高低,不知深浅)。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已经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